如果18年前没有发生那件事，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早就是大老板了。”李桂英说。
李桂英一家20年前的全家福 央视网 资料图
10月初，李桂英的小女儿出嫁，男方在酒店摆了30桌酒席。当天，屋外桂花飘香，屋内宾客满堂，李桂英却想起了往事，悲喜交加。
1998年农历正月初三，河南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农妇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五人伤害致死，随后五人在一夜间销声匿迹。从此，李桂英开始了长达17年的“追凶”生涯，她称自己找遍十余省份，运用心理侦查、秘密侦查和伪装侦查等，找出四名“凶手”。
2015年11月，李桂英找到媒体，曝出17年的追凶事迹，媒体报道后第17天，2015年12月3日，第五名“凶手”齐扩军在新疆落网。
李桂英接受电视采访 微博截图
“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但媒体报道后，却只用了不到17天。”她说。
一场因邻里矛盾引发的血案，改变了齐坡村的六个家庭，引出17年的追凶传奇。李桂英成了“法治人物”，她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法律维权网站，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者有时挤满了她家客厅。
此后，有媒体质疑嫌犯的追逃线索并非是李桂英提供。项城警方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可能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她有可能尽过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她就觉得是她提供的。”
但李桂英坚持称“追凶”线索来自自己。
18年里，“追凶”彻底改变了李桂英的生活轨迹，她中断了自己的生意，独自养大五个孩子，至今未再结婚。在“凶手”落网后，她仍否决了别人为她介绍老伴的建议，村民提起这位泼辣的女人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比男人还厉害”。
如今，她的“追凶战争”还在继续。今年10月，她和律师裴文魁到周口市检察院和河南省检察院，分别对五名“凶手”的三份判决书提请抗诉，要求判更重的刑，并在抗诉书上提出三百多万元的赔偿。
虽然认为提请抗诉获准的可能性不高，但李桂英不愿放手。
追凶与报道
李桂英的家 后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从沉甸甸的柿子树旁走过，进入一个小巷子，不超过五十米的距离，推开一扇深红色的铁门，就能看见宽阔的院子和几间平房，这里是李桂英的家，曾属南顿镇东风行政村，几年前划入光武办事处。
“1998年出事后，就从齐坡村搬了出来，不敢在里面继续住了。”李桂英说。
项城市法院2000年的判决书显示：1998年元月30日下午，齐学山在李桂英门口骂李桂英，李桂英与齐学山对骂，齐学山用砖头砸李桂英，后齐学山叫其哥齐金山等人过来打架，齐金山、齐保山、齐扩军和齐海英（后改名齐好记）过来后，齐金山用杀猪刀在李桂英肚子上扎两刀，这时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过来，拿着一把镰刀。齐海英用木棍打住齐元德左肩，齐元德举镰还击，齐金山用杀猪刀朝齐元德的上身左侧扎了一刀，齐元德赶紧往家跑。齐海英从齐元德身后打一棍，齐元德倒地后，齐保山又在齐元德身上拍了一锹，最终导致齐元德失血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李桂英法学鉴定为轻伤。
201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李桂英蹲在家门前筛选簸箕里的黄豆，一切看上去似乎归于平静——刚结婚不久的小女儿，回了一趟家后又出去了；大儿子把小孩放家里，并不时过来看望母亲和儿子。
隐藏在门口和院子的五个摄像头，如果不经提醒，少有人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它们更新换代五次了，都记不清有多少年了。”李桂英的大儿子周周说，因为怕被“凶手”那边人报复，家里还养了一条大狗。
这五名“凶手”，如今有三名在监狱，两名刑满释放后已外出打工。“他们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村子里。”李桂英挨到澎湃新闻记者身边，突然把声音压低说，“齐元德（家）就只有他一个，没有其他的兄弟，所以都是我一个人去 追凶 ”。
1998年，凶案发生后，李桂英跑到项城市公安局询问情况，有工作人员告诉她：已经对5人立案追逃，“你有线索吗，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李桂英说，她就自己跑去找线索。
“齐金山络腮胡子大眼睛头发少，齐海营塌鼻子小眼睛，齐扩军卷头发翻嘴唇。”她描述三个嫌犯的面容，发动在外打工的村里人帮忙找。接着，她自己也开始外出“缉凶”，一有风吹草动就扑过去，足迹遍布了新疆、云南、海南、山东、广西、北京等十来个省市区。
齐坡村大部分人都姓齐，据说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在村子里，李桂英和齐金山两家曾经最亲。“齐元德和齐金山是一个老太爷的（后代）”，齐金山的母亲李桂荣说，出事后，李桂英上她家吵，还“扒”了她家的房子。
不过，李桂英对“吵架、扒房子”的指责表示否认。
“第一次追凶，是2000年的时候，我去新疆找齐金山，当时我和我姐姐哥哥一起去的……”李桂英说着说着，突然提高声音，接着又压低声音，“到了乌鲁木齐，我给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买了一副墨镜和一顶帽子。”
“我睡在操场，鞋底烂了，光着脚底……”李桂英突然哽咽起来，很快又恢复平静，她说，那时自己因为丢了钱，只能几天不洗澡，带着豆腐乳吃馍馍，“好吃还节约钱”。
出事前，她的家庭条件不错，是村子较早盖楼房，买拖拉机的。夫妇两人拉过土方，开过砖窑，最后买了机床放家里做铆钉生意。李桂英性格泼辣，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推销钉子，丈夫齐元德则在家里做铆钉加工。
齐元德过世后，李桂英一个人去推销钉子。她曾对媒体说：我推着自行车回来，路上走了四个小时，脚上的棉靴湿透了。我就想啊，假如孩子他爸在，肯定来接我了。
一个人追凶的路途异常艰辛，有人劝李桂英找个男人一起去，但她说这样会被人说闲话，有时候她就带着二儿子一起去。
齐元德过世后，李桂英一个人抚养五个小孩长大，至今没有再找伴儿。李桂英说，“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也没那必要了。”而李桂英大姐李欣兰说：“（那时）一个女人带五个小孩，你怎么再找（男人）？”
在“追凶”17年后，事情在去年秋冬出现了转折。
去年10月，李桂英到北京上访，有人建议她求助媒体。“他还给了我电话，我打电话到电视台，开始一直打不通。”直到11月初，河南电视台播出了她的“追凶”故事，随后全国各地媒体都跟进报道了。
李桂英的事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项城市政法委、省公安厅官员，教育委员会和宣传部的领导召开会议，通报了案件的处理进度，并向李桂英承诺，他们将全力追捕最后一名“凶手”齐扩军。
17天后，齐扩军在新疆落网。 “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李桂英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道。
“维权名人”
“追凶”让李桂英成了名人和“斗士”。
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上了大学，如今全部参加工作了。
“我的孩子都很争气”，李桂英自豪地说，三个已经成家了，几个儿媳妇和女婿都很好，“两个儿媳都陪嫁了车过来，老三和老四今明年也会成家”。
如果算上女婿，家里当警察的有好几个。李桂英曾对媒体说，她经常给他们“上课”说：“做任何事情前，都要想着像我这样的人，想想你老娘当年受的罪。”
10月9日下午，河南一家电视台到家里采访李桂英。
10月的一天，河南一家电视台过来采访李桂英。在摄像头前，李桂英说起她最近的状态：收到9月的判决书后，她并不满意，几天没睡好吃好，瘦了好几斤。
但李桂英说，“检察院说抗诉的可能性很低”，说到这些时她哽塞起来，但她很快又擦干了眼泪。
如今，仍然有很多媒体来采访她。“下雪那天人最多，说得嘴都张不开。”李桂英说，还有更多来向她咨询维权的人。为此，她和律师裴文魁商议后，成立了“李桂英法律服务网”。
在红色页面、名为“李桂英公益法律服务网”的网站上，挂着李桂英的照片和她的新闻，页面中间有留言、电话等几个工具栏。
网站主要是裴文魁在运营指导，联合各地愿意提供维权服务的律师，“帮助像李桂英这样遭遇的人。”裴文魁说，特殊情况下他们会考虑免费代理。
不少人直接跑到李桂英家里求助，“我都告诉他们找律师，让他们去联系媒体。”李桂英说，来找她的人，很多都是“疑难杂症”，也有求助者通过李联系到媒体。
“有一天来了16个女人，家里的客厅都坐不下。”李桂英说，“那个谁谁，我给他联系，他（的案子）后来还报道了。”当然，多数案件还是没能被报道。
李桂英自制的来访登记表
大儿子周周从桌子边掏出一个本子，外面是周口某学校的招生简章，打开来是一本来访登记表，里面记录着来访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问题发生地、来访人住址、反映主要问题等几项栏目，记录了几十位求助者的案件。
“这些都只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的”，李桂英说，“这些是很小的一部分，来（求助）的至少有一两千人。”
“我见过的都不下于一百人。”裴文魁说，他接手的三四个案子，都是通过李桂英介绍代理的。
现在，李桂英出外办事也不时有人认出她。10月13日，李桂英到河南省检察院提交抗诉书时，遇到一位叫高庆红的男人。虽然从未谋面，高庆红一眼认出了李桂英，并向她请教如何联系媒体，“让我的事情也得到报道。”
在“维权名人”之外，更多的时间里，李桂英的工作是在家里带孙子。
孙子有三岁了，习惯咬住奶瓶睡觉，“晚上睡觉不闹，好带。”李桂英说。凶手找到之后，有媒体曾问李桂英，会不会考虑找个人一起分担压力？李桂英说，大儿子给她提过，说想给她找个伴，但被她拒绝了。“这么大年纪，以后就给几个儿子带小孩子，女儿的就不管了。”
李桂英家的屋后，有一个小工棚，放着几台做铆钉的机器，黑乎乎的机器上已生出了一层霉。“一年多没有开工了，钉子不赚钱，我准备做豆腐乳。”
她一直想做回生意人，她说自己不做生意就心慌。今年五月，她注册了食品公司，取名为李桂英牌豆腐乳。“打算做好第一批豆腐乳，免费送给敬老院的老人，让他们都知道我李桂英的豆腐乳。” 她回忆那些“追凶”的日子里，身边的口粮常常是豆腐乳就馍馍。
十几年的追凶经历，让大儿子周周觉得，母亲性格强硬，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她。他希望事情结束后，带母亲去国外旅游，但李桂英并不想去。“我想去曾经追凶的地方再看看”，李桂英对媒体说，以前很苦，但如今苦尽甘来。
未完的“战争”
提起18年前的这桩血案，这个北方小村庄村民会仍会显得紧张。
当年的案发现场，如今堆满玉米秆。
10月9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从村里一个小卖部走过，问几个涉案人的家在哪儿，一连十几个村民都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姓夏的女子带记者到当年的事发现场，小心翼翼地说：“（齐金山家和李桂英家）亲里近邻的，成天吵，不只一两次了。”
堆满玉米秆的路上，早已是杂草丛生。
住李桂英家附近的齐元恒，曾经和李桂英吵过架，“她脾气很暴躁，（吵架的时候），还踢了我一脚。”齐元恒老婆说，后来他们搬离了李桂英家。
2015年底，项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张亚飞接受采访时表示，李桂英追凶事件暴露出侦办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剩余逃犯追逃懈怠等问题，“我们也在进行反思”。张亚飞还称，他们已成立由纪委书记牵头的倒查组，严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办案人员的责任，一经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现在，李桂英对来访的澎湃新闻记者说，她暂时不考虑追责公安局，但想要“法律对几个凶手的公正判决”。
早在2000年，齐学山和齐保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2000）项刑初字第49号】，两人分别于2011年和2010年获减刑出狱；而2016年9月，齐好记和齐扩军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15年【（2016）豫16刑初36号】；五人中的主犯齐金山的判决经历了几个来回：2011年3月，齐金山在乌鲁木齐被抓获，2012年1月，齐金山一审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后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2015年7月13日，周口中院改判齐金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齐金山提出上诉，直到2016年6月，他被河南高院驳回上诉，维持死缓的原判。
“（齐金山）他达不到（不判死刑）条件，他一没做出贡献，二也不愿意悔改，三还不愿意赔偿。”李桂英说，“齐金山判死刑，其他几个判死缓，我也没有关系。”
今年10月，李桂英和律师裴文魁，分别到周口市检察院和河南省检察院，就前述五人的三份判决提交了三份抗诉书。
“五个人是共同犯罪，他们的罪名却不一样。” 裴文魁说，一个判故意杀人罪（齐金山定罪故意杀人），一个判故意伤害罪（齐学山和齐保山定罪故意伤害）。 “按照刑法规定，共同犯罪应该定性原则是一样。”裴文魁对判决提出了疑议。
知名律师王万琼在看过判决书后对澎湃新闻说，表面看确实有疑问，通常情况下，同时发生的共同犯罪，定性应不至于不同，“除非没有共谋，不属于共同犯罪”。但她也表示，“根据各自的主观故意不同，可以按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分别定罪。”
就该判决，齐金山案终审审判长、河南省高院法官吕巧玲拒绝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齐学山、齐保山案二审审判员，周口市中院法官张筠则说：“十几年前的事，我记不清楚了。”
